我們講，現代有名的商界人士有：邵逸夫、包玉剛、楊元慶、馬云、丁磊、陳天橋、李書福、郭廣昌、魯冠球、馮根生、徐冠巨、宗慶后、宋衛平、邱繼寶、黃巧靈、王均瑤、王陽元、鮑岳橋、求伯君、任正非、沈國軍、江南春、葉立培、周成建、樓忠福、吳鷹等等。
唐代以后，中國的經濟重心南移，江浙一帶成為中國經濟較為發達的地區之一，商品經濟較為發達，也產生了中國早期的資本主義萌芽。清朝末年及民國初年，浙江商人成為中國民族工商業的中堅之一，為中國工商業的近代化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民國時期，江浙財閥是國民政府的經濟基礎。大陸改革開放之后，浙江商人活躍于國內外商界，目前為中國國內除臺商之外最活躍的商幫，為各地的發展尤其是欠發達地區注入了活力。據著名企管專家彭杰老師了解，歷史上的著名浙商有如下：
湖州人沈萬三是明初天下首富，清末鎮海人葉澄衷是中國近代五金行業的先驅，以經營輯里絲起家的劉鏞、張頌賢、龐云鏳、顧福昌這“四象”為首的湖州南潯商人是中國最早的強大商人群體。以虞洽卿、黃楚九、袁履登為代表的寧波商人曾經叱咤于當時的遠東第一大城市上海。
不僅僅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從通都大邑到窮鄉僻壤，甚至在歐陸各國城市，到處都有操浙江口音的投資者和生意人。在各地的“浙江村”、“溫州路”、“義烏街”，很難聽懂的“浙江話”成了各地的本土語言。僅在西部省份，就有300萬浙商在“你發展，我發財”。就目前說，450萬浙商活動在世界各地。彭杰老師呈現的下面這份不完全名單足可以說明浙商的實力和活力：
傳化集團董事長徐冠巨當選浙江省政協副主席、省工商聯會長，開創中國私營企業家出任省級領導的先例；中國鄉鎮企業協會會長、萬向集團創始人魯冠球，是國內第一位領銜全國性行業協會一把手的企業一線負責人；在美國《財富》雜志的首次投票評選中，此前沒有全國性知名度的華立集團董事長汪力成榮登“2001中國商人”榜首。而在總共8人中，浙商就有2人；資深企業家馮根生，是1988年第一屆中國優秀企業家20位得主中，仍然活躍在生產經營第一線僅有的二人之一，并且越活越青春；阿里巴巴創辦人馬云，獲選2000年《福布斯》雜志封面人物，成為50年來中國企業家獲此殊榮的第一人。
而《福布斯》的富豪榜，浙江人更是常客：從“中國50首富”中的9位，到百富榜上占據17席。也許福布斯中國富人榜有爭議，但國內官方的統計結果卻比福布斯的估計更為樂觀。1999年度全國民營企業“500強”中，浙江占了112家，比例超過了1/5，總量位居全國第一。其中有4家企業進入全國民營企業前十強。而在2000年，“500強”的“浙江產”更是達到了驚人的171家，一省就獨占1/3強。2001年，前十名增加到5家，“或者說”7家，因為第一名聯想的總裁楊元慶，浙江舟山人；第七名上海復星的董事長郭廣昌，也是浙江人。而這每一家民營企業身后，都站著一個或一群身家殷實的“浙商”。
然而，浙商厲害的主要不是名人大家，而是深厚的民間基礎與龐大的群體陣容。2002年底，浙江省私營企業總戶數達24.73萬戶，注冊資本2515.43億元，戶均注冊資金87.19萬元。浙江現有年產值億元以上的私營企業334家，注冊資本1000萬元以上的私營企業3348戶。浙江省個私經濟總產值、銷售總額、社會消費品零售額、出口創匯額、全國民營企業500強企業戶數等多項指標均居全國第一。
浙江商人的特點為：“舍得”、“和氣”、“共贏”、“低調”、“敢闖”；浙江先后產生過湖州商幫，紹興商幫，龍游商幫，寧波商幫，溫州商幫，義烏商幫等著名浙商群體。其中，就筆者接觸的個人感覺來說，最為活躍商人為溫商，最為活躍的商人城市為義烏市，最有代表性的商幫為的寧波商幫,最低調的浙商是臺州商人，最低調實力的商幫為紹興商幫——越商。那么，浙商群體為國內的企業家帶來何種的啟示呢？著名企管專家彭杰老師分析了浙商成功的幾點建議：
1、務實的浙商精神
在我看來，浙商精神就是：勤奮務實的創業精神、勇于開拓的開放精神、敢于自我糾正的包容精神、捕捉市場優勢的思變精神和恪守承諾的誠信精神。人們難以想象，浙江桐鄉不出羊毛，卻有全國最大的羊毛衫市場；浙江余姚不產塑料，卻有全國最大的塑料市場；浙江海寧不產皮革，卻有全國最大的皮革市場；浙江嘉善沒有森林，卻有全國最大的木業加工市場。
浙江人的經商意識是滲透到骨子里面的，即使是菜市場上賣菜的年輕人，也從未把自己看做是一個謀生活的小販，他們認為自己是在經商，甚至也有自己的名片。浙江人正是憑著這種“四千精神”，在千錘百煉中“無中生有”，闖出了一片創業模式的新天地，取得了令世人注目的輝煌成就，也使浙江人自己獲得了“東方猶太人”的美譽。浙商身上折射出一種精神，“四千精神”是浙商精神的形象體現。她激勵著浙江人去創業，去創新。浙商精神激勵浙商去不斷創新創業模式，推動和促進了浙江乃至國內外區域文化的豐富發展和區域經濟的繁榮興旺。
2、浙商的創新意識
獨特的地理環境和歷史根源，使浙商生存困難，發展更是難上加難。以義烏為例。義烏的“貨郎擔”作為農民中的一個特殊群體，有著強烈的求生欲望和求利動機。但是，義烏的“貨郎擔”不是一般的商人，其求利本性并不是天生的，而是在惡劣的農業生產條件下求生存的一種方式。當然這也成了今天義烏商業文化的淵源。
務實的創業精神使浙商生存下來，強烈的創新意識使浙商發展起來。自主創新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個企業長遠發展的根本動力和必然的途徑。創新是永恒的話題，更是企業發展不懈的動力。小企業靠創新長大，大企業靠創新做強。創新是重要的，但創新的風險是巨大的。在這個道路上，充滿著非常多的困難和曲折，但不乏智慧和創新精神的浙江商人緊跟潮流，通過創新來學習，通過創新創造新增長。
3、浙商文蘊含巨大潛力
如果說，一個由英特爾引發的改變已發生在社會中，那么，由浙商文化引發的創業創新能量正在影響和改變著區域文化。浙商的文化模式在區域文化建設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浙商文化并不是單純的浙商創業歷程的總和，浙商文化超過了浙商創業歷程的總和，在其文化模式的組合中，蘊含著浙商文化元素中并不具有的特質，其行為范式也蘊含著裂變的能量，它好比火藥不僅僅是硫磺、木炭、硝石的總和一樣。別人還在猶豫，他們已經在行動，這就是浙商，一步領先，步步領先。
浙商文化是浙商在創業創新活動中特有的心靈歷程、團隊意識以及與之相適應的法律制度和組織結構，是浙商智慧的結晶，是浙商人格力量的升華。
4、團隊、抱團的浙商群體
大多數人認為浙商成功的因素是能吃苦、環境影響大、輕模式、重操作等。當然，他們的成功少不了這些因素，但根據彭杰老師接觸浙商的十幾年歷史，對比我接觸過和聽到過的其他地方的商人，浙商成功的關鍵因素是相互團結。互相團結是浙商成功的主要秘笈，浙商之間通常會有互利的活動，一個人發現商機時，大家會聯手去做，把每個人的資金都拿出來湊在一起，共同去做。這是其他地方商人很難達到的商業境界，也體現了浙商高度團結的精神。
5、品牌意識與區域文化軟實力
強烈的品牌意識和自主創新能力是浙商的創業核心。在創立品牌過程中，創牌意識是基礎，自主創新是關鍵，人才培養是根本——浙商已經悟出其中的奧妙。浙商的努力，推動和促進了區域經濟的繁榮和發展，推動和促進了區域教育、體育、旅游、電視、娛樂、經貿信息等文化教育產業和慈善事業的繁榮和發展，大大提升了區域文化軟實力，促進了經濟和文化良性互動和一體化建設。
6、政府支持是浙商創業創新的武器
浙江各級地方政府的支持和關心，是浙商成長的外在動力。政府為浙商構筑了一個施展身手的平臺，營造了一個良好的創業環境。實際上，全國各地方政府對企業的成長都是非常重視的。據《經濟日報》2006年2月16日報道，山東省政府重獎海爾集團300萬元，以表彰海爾集團創名牌的努力，鼓勵和帶動更多的優勢企業參與國際競爭。浙商群體是一支生機勃勃的優秀企業家隊伍，既然能夠在如此艱辛的歷變中取得成功，相信浙商也一定能夠牢牢抓住創新這個創業使命的核心，在國際舞臺上進一步展現浙商的雄姿，走向更加輝煌的未來。 來源：慧聰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