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協定》生效后，油氣行業面臨更嚴苛的外部環境，歐洲和美國油氣企業已經形成了各自鮮明的應對氣候變化原則與宣傳策略，著力塑造低碳形象以適應公眾與機構投資者的價值訴求。中國油氣企業如能建立應對氣候變化的統一立場、統一理念和統一愿景，形成中國油氣行業低碳行動強大合力，將為我國引導全球氣候治理方向提供更有力的支持。

油氣行業面臨氣候政策嚴格約束

油氣勘探開發投資受阻。如果要實現《巴黎協定》確定的在21世紀將全球氣溫升高控制在2℃之內的目標，全球碳預算要低于10萬億噸。而據國際能源署估算，全球化石能源探明儲量的碳預算為28萬億噸。這意味著，如果不采取有效的碳減排措施，全球有將近三分之二的化石能源儲量將不能開發，其中包括33%的原油、50%的天然氣和80%的煤炭，已有的原油探明儲量只能開發13%，且不再需要繼續進行石油勘探，而全球石油消費峰值將在2020年到來，這對油氣行業的發展構成了嚴峻挑戰。

氣候相關立法與訴訟迅速增多。據統計，1997年全球只有60部與氣候變化相關的法規，到2020年5月，這一數字已達到1859部，較1997年增長了近30倍，即每4-5年法規數量就要翻一番。與此同時，全球氣候訴訟的數量也顯著提升。1997年-2017年間訴訟數量增加了 20 倍，訴訟地域也在向發展中國家快速擴張。2019年，全球有28個國家發生了超過1300起氣候訴訟案件。特別值得關注的是，2015年以來，越來越多的訴訟案件開始針對大型油氣企業，部分訴訟索要高達數十億美元的損害賠償。

企業碳財務披露要求持續升級。各國金融監管機構也在積極推進企業及投資者在氣候風險、碳排放和低碳管理策略方面相關信息的透明度。在許多司法管轄區，企業氣候風險及相關信息披露正由完全自愿逐步轉化為法律規定。美國證監會于2010年開始要求上市公司在年報中披露氣候變化為其帶來的實質性風險或機會。2018年，歐盟宣布有意要求投資者考慮包括氣候變化在內的企業環境、社會和治理表現。2015年12月二十國集團（G20）設立了“氣候相關金融披露特別工作組（TCFD）”，并于2016年12月完成了《企業碳財務披露指南》。管理著近34萬億美元資產的340多家投資者均已承諾實施TCFD建議來加強其與氣候相關的信息披露。

氣候非政府組織影響力穩步提升。成立于2002年的“碳披露項目”已經匯集了全球約 530個主要投資者（管理資產總額超過100萬億美元）。氣候變化機構投資者集團代表了170多個主要歐洲資產所有者和投資者組成，總資產超過23萬億歐元。2017年12月擁有約360個投資者成員，總資產超過34萬億美元的“氣候行動 100+”集團成立，其明確使命是向100家“具有系統重要性的排放企業”施加壓力，要求其采取實質性的氣候行動。2019年3月BankTrack發布《氣候變化銀行融資2019》報告，評價摩根大通是迄今為止世界上最糟糕的氣候變化銀行，迫使摩根大通在次年舉辦的年度投資者日上宣布將推動2000億美元的環境和經濟發展交易，并將停止為新的油氣鉆探項目提供資金。

國內外油氣企業積極采取低碳行動

歐洲企業將“凈零排放”作為主要低碳標簽。歐盟委員會2018年提出了“到2050年實現碳中和”的長期戰略愿景，并將這一政治承諾納入了今年三月遞交的《歐洲氣候法》提案。在這一背景下，挪威石油、BP、殼牌、道達爾、雷普索爾等歐洲油氣公司2020以來相繼提出了到2050年實現“凈零碳排放”的目標。挪威石油提出力爭在2050年實現其陸上煉油廠與海上油田絕對碳排放為零；BP提出在所有集團業務與油氣生產項目上，以絕對減排為基礎實現凈零排放，并將銷售產品碳強度降低50%；殼牌計劃最遲在2050實現生產與電力消費凈零排放，且能源產品碳強度下降65%；道達爾的凈零排放范圍除全球業務層面以外，還包括歐洲地區生產與能源產品，且世界其他地區的能源產品碳強度也將下降60%。盡管由于缺乏實施規劃和具體細節，這些目標的可達性受到了專業人士的質疑，但歐洲油氣公司已經形成了較為系統清晰的宣傳策略，通過發布凈零路線圖、能源轉型報告等方式，向公眾闡述各自的雄心，總體上收獲了一般公眾較為正面的評價。

美國企業積極推動碳捕集與封存(CCUS)技術部署。盡管埃克森美孚、雪佛龍或康菲等企業沒有歐洲同行激進，但面對公眾和機構投資者的壓力，也在積極采取CCUS等技術研發以及持續剝離油砂等“高碳”資產等方式推進低碳化。其中CCUS技術更是美國油企履行氣候責任的名片，美國政府對于CCUS的支持力度不斷提升。美國45Q法案規定：二氧化碳用于提高石油采收率可獲得35美元/噸的補助，而將其封存在指定地點可獲得50美元/噸的補助，享受12年的稅收抵減。2019年12月，美國國家石油委員會受美國能源部委托，發布了《迎接雙重挑戰：碳捕集、利用和封存規模化部署路線圖》報告，提出要進一步鞏固美國在CCUS領域的領先地位，加快實現CCUS項目的大規模部署，并提出了25年內實現大規模CCUS技術部署的路線圖。

發展中國家企業低碳行動以跟隨為主。發展中國家油氣企業既沒有歐洲企業激進，也沒有美國的CCUS技術優勢，傾向于通過提升能效、降低甲烷和常規火炬排放等措施以實現碳減排目標。如沙特阿美加入了世界銀行的“2030年常規火炬零排放行動計劃”，并計劃在2023年以前投資500萬美元以達到10GW可再生能源裝機容量。巴西石油自2006年開始披露碳排放數據，2008-2017年間從天然氣開采中分離并重新注入了700萬噸二氧化碳，并計劃在2017-2027年間繼續在低碳技術領域投入十億美元。墨西哥石油公司宣布了到2021年實現二氧化碳排放當量下降25%的目標。

中國企業低碳影響力持續提升。為落實黨中央“推進能源生產和消費革命，構建清潔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體系”要求，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等中國油氣企業積極推進綠色低碳轉型，各自制訂了綠色發展相關行動計劃。中國石油制定了《低碳發展路線圖》，提出將天然氣作為低碳發展的主要抓手，積極發展風能、氫能、太陽能、地熱能、生物質能等新能源，推進CCUS技術的商業化應用。中國石油吉林油田的二氧化碳驅油示范工程自2008年運行以來二氧化碳累計埋存量近150萬噸，形成了完備的技術體系，成為中國的一張低碳名片。中國石油2015年加入了油氣行業氣候倡議組織（OGCI），聯合發布了甲烷減排倡議，提出的新疆CCUS中心被列入OGCI五大CCUS中心之一，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2020年5月，包括中國石油在內的12家OGCI組織成員CEO聯合發表公開信，呼吁不要因新冠肺炎疫情延誤應對氣候變化行動，收獲國際媒體和社會的積極評價。

我國油氣行業低碳行動有待統籌協調

把握應對氣候變化的統一立場，爭取規則話語權。歐美國家的一些非政府組織、學術機構以及商業咨詢公司借助發達國家的話語權優勢，建立了復雜繁多的企業氣候責任評價方法和指標體系，成為企業低碳發展水平的“裁判員”，并開始對企業的投資融資、生產經營形成實質影響。中國企業如缺乏對國際氣候規則的深刻理解和風險評估，則可能落入某些氣候變化激進立場的陷阱。因此，中國油氣企業應統籌協調碳排放信息披露、低碳績效評價、低碳技術合作的統一立場，積極支持建立中國主導的有關氣候標準、倡議、規則，積極爭取應對氣候變化規則制定的話語權，把握低碳發展的主動權。

構建應對氣候變化的統一理念，推廣中國價值觀。近年來應對氣候變化正在從一個科學議題向一種價值觀演變。在這一進程中，國際油氣企業，特別是歐洲油氣企業事實上主導了油氣行業低碳發展方向的議題設置，其他國家地區的企業總體處于跟隨狀態。中國油氣行業應在國際低碳發展趨勢深入分析的基礎上，形成關于應對氣候變化認識的統一理念，建立易于大眾接受的傳播和表述方式，講好企業應對氣候變化的“中國故事”，宣傳中國企業低碳發展的優良實踐，為發展中國家提供轉型借鑒，為解決人類應對氣候變化問題貢獻中國油氣企業的獨特智慧和方案。

表達應對氣候變化的統一愿景，塑造低碳企業形象。盡管中國油氣企業通過不同方式、渠道宣布了各自的綠色低碳發展的目標和措施，但由于沒有統籌協調，外界無法形成對中國油氣行業應對氣候變化目標的清晰概念。中國油氣企業應組織研究人員，聯合開展對中國油氣行業二氧化碳、甲烷等溫室氣體控制目標與可行路徑、低碳技術發展方向的系統研究，并與國家應對氣候變化主管部門、智庫進行合作，提出清晰、簡捷的目標與路徑，向世界展示中國油氣行業應對氣候變化的一致愿景和決心。

油氣行業作為世界經濟的重要基礎和主要碳排放領域，擁有數量最多的世界級企業，在全球氣候治理格局中的地位舉足輕重。統籌協調我國油氣行業的低碳行動，積極提高全球影響力和話語權，對我國實現“引導應對氣候變化國際合作，成為全球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參與者、貢獻者、引領者”具有重要意義。當然，這也需要國家對中國油氣企業參與國際低碳合作、發展新能源與低碳技術提供更有力的政策支持和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