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起伏背后的原因是天然氣的缺口太大及經濟性太差，巨大的缺口也是巨大的商機。”

裝載新奧舟山LNG接收站液化天然氣的10輛運輸槽罐車通過甬舟高速西堠門大橋。

2017年冬季，因2016、2017兩年煤改氣政策的實施，京津冀地區乃至全國大范圍大規模的開展了一場居民生活、供熱鍋爐和工業鍋爐的煤改氣運動。2017年冬季到來后，已改的天然氣集中供熱、企業供熱、小區供熱及零散居民的壁掛爐用量太大，估計約200億立方米左右。因儲氣能力不足，引起了全國范圍的天然氣供應緊張，尤以天氣寒冷的北方城市為甚。因為涉及到民生問題，上至中央高層下至地方政府都十分關注。

筆者曾調查過幾大城市日用量冬季和夏季之比，西安分別是5:1、7:1，北京是3:1、5:1，陜北榆林是11:1、15:1，南方城市中無錫是1.6:1。北方城市的供熱傳統上都是用價格低廉的煤炭作為燃料，近幾年大氣環境污染日益嚴重，環保部門被迫加大煤改氣政策的執法力度，致使冬季用氣量突增，供需矛盾凸顯。

2018年冬季沒有出現“氣荒”，其中原因有三：一是煤改氣政策上適時調整，不再強制推行煤改氣。以北京為例，2017年冬季供熱一個月后才啟動南郊煤熱電廠，2018年剛進入供熱季節就啟動了南郊煤熱電廠。二是發改委的調峰政策起了作用，經歷2017年“氣荒”后，地方政府及城市燃氣公司深感調峰不能依靠上游，自建調峰設施意愿強烈，部分調峰設施已發揮作用。三是寒流未如期而至，即人們常說的“暖冬”。

“氣荒”不會就此告別

經歷了2018年冬季的相對平淡之后，這是否意味著“氣荒”從此一去不復返？有專家在網上發表文章《2019，氣荒再見，再也不見》，文中預測“2019‘氣荒’再也不見，未來可能再也不見”。但筆者認為是否再見，需要分析。

“氣荒”發生取決幾個因素：天然氣設施的調峰能力，包括儲氣能力、管網輸送能力、管網聯通狀況；冬季氣候情況，即寒冷程度；煤改氣政策，或更直接的說是清潔供熱政策的走向。三個因素中，第一個雖人為可控，但我國的資源秉賦以及基礎設施的實際狀況，10年內可能難以完全改觀。第二個屬大自然現象，不可控。第三個因素與第一個有關聯，但也有一定的不確定性。如果儲氣能力增強，管網設施發達，煤改氣政策會趨于適度強硬，反之亦然。如果環境改善情況不大理想，或者社會對環境要求的標準越來越高，煤改氣政策仍會趨于適度強硬。近日，國家能源局某司長在答記者問時說：“截至目前，北方地區冬季清潔取暖率達到了50.7%，2＋26個城市達到了72%。”筆者認為此統計值過分高估，北方地區特別是東北三省供熱仍主要依靠燃煤，部分縣級城市完全靠煤供熱。就連天然氣資源大省陜西，為省會城市西安承擔主要供熱任務的是3個煤熱電廠，省市兩級政府對此愛恨交加，曾經設想改氣但無“氣”為力。筆者預估清潔供暖率全國平均最多1/3。清潔供暖任重道遠，發生“氣荒”是大概率事件。

任何能源供應都有調峰問題，如電力供應在每年冬季亦如此，只是這幾年電力供應整體上供大于需，“電荒”問題不十分突出。任何國家都有能源調峰需求，就連作為天然氣出口國且儲氣能力強大的美國也在2017年冬季從俄羅斯進口LNG。

我國儲氣能力、開采能力不足，是氣荒的主要原因，我國政府及能源行業已意識到這一點。地下儲氣庫正在抓緊規劃建設， LNG接收站新建、擴容正緊鑼密鼓展開，LNG調峰設施的建設更是遍地開花，中俄管道即將開通，國家管網公司的籌建等等，這些都是解決氣荒的措施。但是深層次考慮，如果儲氣能力足以應付氣荒，輸送管道是否按照北京的峰谷比（5倍）或者西安的峰谷比（7倍）來放大建設，或者在短期內建成多重環網？顯然單純依靠增加物理設施解決氣荒是不可能的，或者說沒有幾十年的周期是不可能的。

我國管網建設與發達國家差距大。例如美國國土面積比我國稍小，主干管網里程約是我國的8倍左右，管網縱橫交錯，形成多重環網，從任一井口（氣源點）能輸送到任一用氣點。我國幅員遼闊、南北氣候差異大，儲氣和管網設施發展不平衡，互聯互通狀況差，更談不上形成環網。氣荒程度嚴重時也難以保證每一地區調峰調度要求，區域性的不平衡仍可能發生。所以從氣源供應和管網建設兩方面思考，氣荒年年有，只是程度不同，或者說范圍大小不同而已。

減煤控油增氣的能源政策使天然氣成為重點增長的清潔能源。前不久國家能源局發布了《關于解決“煤改氣”“煤改電”等清潔供暖推進過程中有關問題的通知》,提出“在城鎮地區，重點發展清潔燃煤集中供暖……在農村地區，重點發展生物質能供暖……”生物質能源國家農業部門10多年前就在大力推廣并政策補貼，但未見有成效應用的地區。地熱供熱技術開采、利用尚未成熟，陜西咸陽地區地熱利用排在全國前列，但已有幾家小區以地熱衰減太厲害為由，正在探討加建天然氣鍋爐供暖。

能源多樣化是正確的方向，但技術成果轉化為產業成果有一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必須有過渡能源。能源主管部門不斷考慮其他能源，政策也起起伏伏，其背后的原因是天然氣的缺口太大及經濟性太差，如果這個問題解決，一切迎刃而解。巨大的缺口也是巨大的商機，作為能源人，在重壓之下不應該迷失方向。

解決“氣荒”問題重在運行策略

解決“氣荒”問題依靠儲氣設施和輸氣管道建設是不可行的。退一步講，即使我們有足夠的氣源供給和資金建設，仍有運營成本問題。儲氣調峰設施只能在冬季運行4個月（新疆、東北可能為5~6個月），一年12個月中有8個月停運，投資利息，設備折舊、基本電費、工人工資等日常開支是必須發生的。

美國前些年也曾為電力行業的冬季調峰大傷腦筋，后來在聯邦能源監管委員會（FERC）強力干預下基本解決。FERC認為解決電荒需要電力公司投資建設調峰電廠，這是一種調峰資源，且存在上述投資和運營成本問題。但如果一些可中斷用戶在電荒時節停產，不管是被動還是主動，客觀上等于將自己的合同電量貢獻出來，同樣也是一種調峰資源，這種調峰資源不用電力公司投資及產生運營成本。FERC堅持認為必須補償可中斷用戶，稱之為“需求響應”法則。為此他們不惜與美國電力供給協會（EPSA）訴諸法律，幾次訴訟博弈，最終聯邦最高法院判決FERC勝訴，“需求響應”法則得以在美國實施。歐洲一些國家如英、法等同樣采取此策略應對電荒。

這一經驗值得存在巨大調峰缺口、管網設施很不完善的中國天然氣市場借鑒。國家發改委《天然氣利用政策》將民生用氣列為第一，冬季保供時其他類型的用戶應當為其讓路。單純依靠價格調節不足以徹底解決氣荒，也容易引起社會問題。“有序中斷、合理補償”是最有效的應對策略。以2018年為例，《中國天然氣發展報告》顯示全年用氣量2803億立方米，工業燃料占比38.6%，發電用氣占比17.3%，化工用氣占比10.2%。考慮天然氣發電多為調峰項目，冬季可不中斷。工業燃料和化工用氣年用氣量為1368億立方米，如果這兩大用戶拿出20%的用量，約273億立方米，全國的氣荒問題可能得以解決。

我國天然氣供應存在的問題是，冬季不夠用，夏秋兩季供大于需，部分氣田夏季壓井停產。按照目前的發展狀況，引進、建設將使上游供應量大幅度增加。但煤改氣政策有所后退，今年上半年天然氣消費增速減弱就是例證。如此發展夏秋兩季供大于需的矛盾將加劇，這種運行模式對上游和中游不利。部分用戶夏秋“填谷”，冬季“削峰”，使天然氣產業均衡發展，應當在冬季給以適當補償，或者夏秋兩季大幅度降低價格，刺激用氣，或鼓勵化工用氣多建生產線擴大規模。

天然氣的供應商還應明白一個道理，三十年的行業發展，在資本經營上一路走來還算順風順水，利益可觀，但這幾年隨著我國國民經濟增速放緩，經濟發展進入微利時代，暴利或者利潤較大的時代已一去不復返。調整心態、融合發展、均衡發展才是正道。

解決用氣緊張問題需加強政府監管

冬季保供，上游往往采取提價策略，下游因LNG調峰氣源進入后也會以價高為由效仿。國家發改委雖理順居民和非居用氣價格，但允許上游價格浮動，這就為供應方愿給工業用戶中出高價者留下余地。民生工程是聯系政府和人民的紐帶，人民的冷暖關乎社會的和諧穩定。清潔能源的使用，不是使用者的個體問題，是關乎整個國家綠色發展的大事。逐利是企業的本能，和諧是政府的職責。近幾年在治理環境污染的重壓之一，天然氣缺口巨大，為解決供需矛盾，上游提出資源優化配置，走市場交易之路。市場化是必由之路，但條件是否具備是市場化的前提和基礎，拔苗助長適得其反，2017年“氣荒”事件中天價LNG有一部分是交易中心推波助瀾的結果。

美國天然氣行業在1938年以前為壟斷定價，1938年《天然氣法》出臺，隨即進入全面監管時期，1978年逐步解除井口價管制，1989年解除所有天然氣井口價格管制。井口價的逐步解除和全面解除，分別經歷40年和51年。長達50多年的時間內一方面嚴格監管，維持市場公平正義。一方面不斷加大開采，建設管網，創造市場化條件。最終美國由天然氣進口國變為出口國，天然氣設施高度發達，天然氣交易自然而然實現市場化。

價格管制和政府監管不是倒退，不管是從反壟斷法律規定還是城市公共事業的管理規定，政府有責任和義務對天然氣事業實行監管。監管不是包辦，是一種維護市場秩序的公務行為，包括價格核定和供應秩序，以及有望實行的中斷補償事項。這幾年天然氣市場的種種不規范行為，與政策在市場化和價格管制兩策略之間搖擺以及對市場監管不力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