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5日，我們再次迎來世界環境日。
氣候變化帶來的影響是全球性的。工業革命以來，導致這一變化的最主要原因便是不合理的人類活動。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的大量排放，不僅帶來了嚴重威脅小島嶼國家的海平面上升，而且包括頻率顯著提高的極端天氣。
向污染宣戰！作為聯合國大家庭的一員，中國的呼聲同樣鏗鏘有力。優化能源結構，“控煤”“增氣”成為中國環境治理的重要手段之一。
正如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在今年世界環境日致辭中所說：“提高你的聲音，而不是海平面。地球是我們共有的島嶼，攜手共同保護我們唯一的家園。”
本期嘉賓
鄧郁松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市場經濟研究所副所長
劉滿平 能源經濟學者、經濟學博士
（本期主持 王 源）
價改≠漲價
鄧郁松：長期來看，天然氣價格市場化并不等同于漲價。美國在20世紀70年代也曾出現過天然氣供應緊張的情況，原因在于其對跨州天然氣的價格管制。
1938年，美國頒布的《天然氣法案》授權聯邦動力委員會負責監管天然氣州際貿易、管道建設和天然氣價格，此時的價格管制僅適用于天然氣州際管輸費用。1954年的《菲利普決議》將管制和價格控制擴展到生產公司銷售給州際管線的天然氣井口價格。
進入20世紀70年代，國際油價大幅上漲導致天然氣需求的快速增加，供需缺口的持續擴大迫使美國政府放棄對天然氣價格的管制。
1978年，美國首先對部分井口價格解除管制，并保持大部分州際管道的價格管制，以此來解決天然氣供應緊張的問題。隨后，美國天然氣市場化進程不斷深化。
由于價格管制逐步放開，20世紀80年代，美國天然氣產業開始大跨步發展。雖然價格在放開管制后有所上漲，但總體來看，天然氣價格呈現下跌趨勢。國際能源署數據顯示，1988年至1995年，美國天然氣井口價格下跌26%，城市供氣站價格下跌24%；同一時期，天然氣價格下跌30%左右。
政策調整總是在某些市場環境條件發生重大變化的時候才能獲得很好的契機。2012年以來，亞洲天然氣消費快速增加導致天然氣價格漲幅較大；與此同時，國際油價基本保持穩定，煤價則出現大幅下跌。市場環境的客觀變化為我們推動天然氣價改創造了良好的環境。應該說，推動價改的難度越來越低。
劉滿平：漲價只是價改的一種結果，絕非目的，價改也絕不意味著漲價。天然氣價格改革不是單純地僅對天然氣價格調整幅度、調整公式進行改革，它應該包括全產業鏈及財政稅收、保障等配套措施的改革。
事實上，國家每次進行氣價調整時，都會或多或少地提及配套措施改革，但對老百姓來說，最直接的感觸可能就是氣價的漲跌，這個是“有形的”；而配套的措施很難有直接體會，是“無形的”，所以才會出現“價改就意味著漲價”的社會認知。另外，在天然氣供不應求的形勢下，任何價格調整的結果恐怕都是上漲的。
對于天然氣價改的時機選擇，沒有一個絕對的最佳時機，因為任何改革都會付出成本，并帶來負面影響。所謂的最佳時機，只不過是如何將成本或負面影響降到最低。另外還要看到，價改所面臨的國際、國內大環境，對時機的選擇非常重要，會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一定的催逼作用。
從這個角度講，目前天然氣價改的環境相對較好。
受全球經濟復蘇緩慢及美國“頁巖氣革命”影響，國際能源供求形勢相對寬松，包括天然氣在內的能源價格上漲動力不足，國際環境客觀上是有利的。同時，國內全面深化改革措施的推行給天然氣價改帶來動力。國家今年推行目標價格調控模式，改變了以往對不同行業分類調控的模式，這些都可促進天然氣價改。
5月21日，我國和俄羅斯簽署了天然氣合作“世紀大單”，加上中緬、中亞管道天然氣及來自卡塔爾、澳大利亞、印尼和馬來西亞的液化天然氣（LNG），多元化的氣源供應使我們有了足夠的底氣和充分的動力來推動天然氣價改。此外，今年CPI相對平緩，進行天然氣價改對社會影響不是很大。
計量方式亟待調整
劉滿平：理論上，天然氣計量方式有能量計量（以熱值計算）和體積計量兩種。對于大規模交接計量，國際上通行的是以能量計量為主、體積計量為輔的計量方式。但是，我國大規模天然氣交接計量是以體積計量為主，目前只有中海油輸香港中華電力的天然氣，以及已經投產的廣東和福建LNG項目使用能量計量方式。
以體積計價的優點是計價方式比較簡便，結算比較方便，缺點是難以全面反映不同氣田天然氣的品質差異。不同渠道的天然氣熱值是不同的。例如，西一線熱值是8500大卡，西二線熱值是7900大卡，煤制氣熱值接近8000大卡。如果以體積計量，那么價格都一樣；如果以熱值計算，價格就會有差異，所以用能量計量體系更加科學準確。
以能量計量雖然更加科學準確，而且從能量計量測定技術研究、配套標準體系等技術層面都不成問題，但它的推行還需要解決幾個問題：一是將目前的機械燃氣表換成金額式智能燃氣表和互聯網表所花成本的分攤。以北京市城市燃氣為例，目前北京大約有500萬戶居民，如果按照300元/臺的改表成本計算，至少需要15億元資金用于改表，這部分資金將主要來自北京市燃氣集團。因此，燃氣公司意愿是決定金額式智能燃氣表推廣進度和力度的最主要的因素。
二是目前國內各氣田基本從屬于三大石油公司，如果采取以能量計量，可能導致各氣田利潤相差太大，大家都去開采高熱值的天然氣，低熱值天然氣不受重視，易采用粗放式開采，造成資源浪費。另外，居民負擔也會加大。
當然，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完善及與國外天然氣交易量的增加，計量方式與國際接軌已是勢在必行。
環保不能只靠“增氣”
鄧郁松：我們需要搞清楚的是，目前天然氣供需缺口持續擴大，主要原因在于價格管制導致氣價調整不及時，低氣價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人們對天然氣的不合理消費。
由此推斷，天然氣價格調整之后，整個國內市場對天然氣是否還有如此之大的需求，我認為可能是需要打一個小小的問號的。因為短期來看，在其他能源價格基本保持穩定的情況下，氣價一旦完全市場化，那么其既有的價格優勢將逐漸減弱甚至消失。當天然氣價格上漲至超出終端承受能力的水平后，消費者轉向石油或煤炭等其他成本更低的能源形式，天然氣需求便因此而減少，價格回落。
雖然國家正在大力推進能源結構調整，增加天然氣消費比重，但天然氣價改后的市場環境發生的客觀變化，將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政策實施的效果。因此，僅依靠“增氣”來治理環境是不現實的。
劉滿平：我國目前實行“向污染宣戰”的政策并不是由市場自發形成的，而是一種具有強大強制力的政府行為。目前沒有包含外部環境成本在內的油價、煤價肯定會比氣價具有競爭優勢。政府不出面強制實施的話，“控煤”“增氣”的能源結構調整目標將難以實現。
實施“向污染宣戰”的強制政策需要付出巨大的成本，但與居民健康和社會可持續發展相比，這種成本付出微不足道。要實現“控煤”“增氣”的能源結構調整目標，一是要靠政府強制規定；二是將煤炭、石油的外部環境納入價格體系內，減弱其競爭優勢；三是加強節能措施和促進分布式能源、可再生能源的發展，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能源消費的總成本。
當然，治理環境不能僅依靠天然氣，首先我國的能源總體環境是富煤、貧油、少氣，完全不顧現實、放棄煤炭這一主要能源是不可能的，否則社會需要承擔太多的成本。因此，加強煤炭清潔化利用、推進煤化工的發展有一定道理，但難以真正做到經濟效益和環境效益的雙贏，必須做出一定的妥協和付出，這就看當前誰是急需解決的問題，才能做出選擇。
2014年世界環境日的主辦國是小島嶼發展中國家——巴巴多斯，位于加勒比海島鏈的最東端。過去40年隨著氣溫的上升，巴巴多斯經歷了氣候變暖、海平面上升，以及海水侵蝕、洪水、鹽水入侵和氣候變化的影響。制糖業和旅游業是巴巴多斯重要的收入來源，分別占GDP的2%和15%，但都極易遭受氣候變化的影響。
于宏源：新能源革命與環境外交須協同
當前，世界正逐步走入第三次科技革命，這是學界已達成的共識。掌握新能源的最新技術就意味著掌握 了本國經濟的命運和國際交往中的主動權。各國紛紛 調整內政外交，通過能源創新和經濟手段，以新型外交鞏固能源資源和新能源的主導權。
中國新能源和環保產業不斷發展，已在國際能源格局中發揮顯著作用。世界輿論普遍談論的我國的“和平崛起”，其實就是希望我國能夠在現有國際能源權力結構的條件下，解決能源短缺的問題，實現經濟發展的目的。
從國際競爭來看，美國和歐洲在新能源市場發展中搶得先機，在世界低碳經濟發展中取得主導權。發展中國家要在國際社會上爭取應有的話語權，就必須在新能源發展中有所建樹。頁巖氣開發使美國擺脫了能源的對外依賴，促進美國采取積極主動的氣候外交政策。奧巴馬氣候政策的地緣意義在于，他以相對積極的氣候政策或表態來消解歐盟等國家的批評，并進一步逼迫中、俄、印等新興大國做出讓步，削弱新興大國產業發展的能源基礎，進而削弱他們的國際競爭優勢，達到維護其地緣格局優勢的戰略目的。
從東亞地區環境能源困局來看，根據2012年數據，中國、印度和韓國的能源結構中，煤炭仍占據最大比重，分別是68%、52%和32%。此外，油氣資源占較大比重，韓國和日本兩國的石油消費分別占總能源消費的49%和47%之多。東亞各國在能源安全、環境保護及氣候變化領域都面臨著重要挑戰。
2013年，中國的空氣污染引起了周邊國家的普遍擔憂，韓國和日本政府及媒體分別表達了對中國空氣霧霾污染對本國空氣質量影響的關切。自然資源、自然環境具有區域性公共物品的性質，這既是引起國家間沖突的因素，又是促進國家協商合作的動力。低碳減排與空氣治理具有協同效應，減少廢氣的排放，以及使用清潔能源都能減少對空氣的污染。兩者同根同源，都涉及能源結構的調整。產生溫室氣體的主要工業，如金屬生產業、礦產業等工業亦是向空氣排放大量粉塵微粒的產業。亞洲各國已經意識到合作治理空氣污染的緊迫性。
從外在貿易環境來看，我國清潔能源、電子通訊技術、裝備制造業等領域的技術進步很快，許多技術已趕上甚至超過發達國家，產品技術含量的提高打破了發達國家的技術壟斷，大大增加了產品的競爭力，“中國的技術崛起”已經成為歐美政治家和學者的熱門話題。
在全球新能源競爭日趨激烈的大背景之下，西方國家遏制我國技術發展的企圖越來越明顯，因此，我國必須通過環境外交來爭取我國的新能源發展優勢。
中國需要加速結構調整，并通過環境外交促進低碳革命。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中提出，大力發展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車等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同時明確，“十二五”期間，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達到11.4%。這無不傳遞出我國發展新能源產業的決心。
為此，在環境外交中，我國要意識到節能減排已成為國際社會政治博弈的重要內容。我國新能源技術迅速崛起，新能源產業已成為我國發展最為迅猛的產業之一，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對歐美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壓力，與此相關的貿易摩擦接連不斷。
正確的環境外交是我國保持新能源競爭優勢至關重要的一環。我國應當抓住機遇，利用當前能源革命的機會，在新能源發展中積極創新，做大做強新能源產業，為我國成為世界強國奠定基礎。
中國必須堅持“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為資金和技術的轉移條件達成合理并重視公平的妥協。只有在上述規則層面提出建設性主張，我國才能在參與減緩和適應氣候變化的國際合作中提出資金和技術的要價，并得到發達國家的響應。我國在國際氣候合作的談判中應當團結發展中國家、不發達國家和地區，在強調“共同但有區別責任原則”下爭取應有的發展權。
面對全球新能源領域激烈競爭, 面對國內節能減排的嚴峻態勢， 中國環境外交從全球戰略出發，以增強中國資源環境保障和新能源競爭力為目標，通過統籌政治、經濟、外交、環境等多種組合手段，逐步實現中國從能源大國到能源強國的轉變。
中國國內環境政策需要統籌集中國內各種資源、落實融資信貸、技術轉讓政策及重組集團化政策，在最短的時間內實現中國能源結構的跳躍式發展，爭取使我國在未來20年至30年后掌控全球新能源的戰略高地。
我國在新能源某些領域，例如在整體煤氣化聯合循環發電技術（IGCC）的前端煤氣化部分已具備國際領先的技術水平，我國總體經濟實力漸強，在節能減排的投入和相關新能源技術的開發和利用上也將逐步增加。
同時，我國資金相對較為充裕，今后應該進一步加強低碳產業和新能源產業投入，促進低碳和新能源的技術發展創新，擺脫發達國家對新能源技術和產業的控制，在國際減排合作的談判中爭取更多的話語權，在建立新的國際格局中占據有利地位。（作者為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公共政策所副所長，研究員）
氣候變化的潛在影響
健 康
氣候變暖對健康的影響之一是夏季更加炎熱，從而引起一系列的生理機能改變。在適應性變化中，主要發揮功能的有水鹽代謝、血液循環、泌尿系統、神經系統等參與體溫調節最密切的部分。
氣候變化對心血管系統、腦血管系統和呼吸系統的運行影響很大。炎熱的環境對老年人、兒童和體質較弱的人打擊更大，中暑、其他患病及死亡的情況都會增加。
農 業
氣溫升高令農作物生長速度加快，生長期縮短。溫度過高還會導致光合速率和農作物產量下降。
氣候變暖對農業需水量影響很大。氣候變暖的結果可使農作物生長季內的潛在蒸散量增加，導致土壤水分的有效性減弱，從而增加農業灌溉的需求量，加劇水資源供需矛盾。
氣候變暖后，全國種植區域將北移。目前的兩熟制將變成三熟制，品種布局也將發生變化。
極端天氣、極端氣候時間與災害性天氣會造成各地糧食產量波動較大，食物問題將更加突出。
水資源
氣候變化加速或減緩水氣循環，改變降水的強度和歷時，變更徑流的大小，擴大洪災、旱災的強度與頻率，誘發其他自然災害等。
氣候變化對水資源有關項目規劃的影響包括降水和徑流的變化及由此產生的海平面上升、土地利用、人口遷移、水資源供求和水力發電變化等。
氣候變暖還會加速水分蒸發，改變土壤水分的含量及滲透率，并因此影響農業、森林、草地等生態系統的穩定性及其產量等。
植 被
對于大多數植物，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增加有利于生長，提高水分利用效率，但全球變暖會使許多地區變得干旱，對植物生長不利。就全球而言，二氧化碳增加的凈影響是有利還是有弊，尚未確定。
對森林群落影響最大的氣候因素是水分指標。無論是群落類型還是林分結構的變化，降水量減少都會造成群落中原樹種生物量降低。
海岸帶
全球氣候變暖會促使大洋海水熱膨脹、陸地冰川消融，導致全球海平面上升。
海平面上升嚴重影響海岸帶生態系統和生物資源。首先受威脅的是由小島和珊瑚礁組成的小島嶼國家,其次是沿海國家地勢低洼的地區。
同時，海平面上升將加劇熱帶氣旋及其伴隨的風暴潮、洪水帶來的損失。海平面上升還將引起海水侵入河口地區和海岸帶地區的地下淡水，進而影響耕地的生產力。
生物多樣性
工業革命以來的全球氣候變化對當前的生物多樣性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導致了物種物候及空間分布格局的改變。同時，由于氣候變化改變了物種生存所處的環境條件和資源分配，導致種內間關系的再調節，影響了物種多度分布格局。
氣候變化加劇了生物種類的滅絕速率。在生態系統水平上，氣候變化主要影響系統的組成結構和功能，并進一步引起生態系統地理分布格局的變化。
氣候變化帶來的影響是全球性的。工業革命以來，導致這一變化的最主要原因便是不合理的人類活動。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的大量排放，不僅帶來了嚴重威脅小島嶼國家的海平面上升，而且包括頻率顯著提高的極端天氣。
向污染宣戰！作為聯合國大家庭的一員，中國的呼聲同樣鏗鏘有力。優化能源結構，“控煤”“增氣”成為中國環境治理的重要手段之一。
正如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在今年世界環境日致辭中所說：“提高你的聲音，而不是海平面。地球是我們共有的島嶼，攜手共同保護我們唯一的家園。”
本期嘉賓
鄧郁松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市場經濟研究所副所長
劉滿平 能源經濟學者、經濟學博士
（本期主持 王 源）
價改≠漲價
鄧郁松：長期來看，天然氣價格市場化并不等同于漲價。美國在20世紀70年代也曾出現過天然氣供應緊張的情況，原因在于其對跨州天然氣的價格管制。
1938年，美國頒布的《天然氣法案》授權聯邦動力委員會負責監管天然氣州際貿易、管道建設和天然氣價格，此時的價格管制僅適用于天然氣州際管輸費用。1954年的《菲利普決議》將管制和價格控制擴展到生產公司銷售給州際管線的天然氣井口價格。
進入20世紀70年代，國際油價大幅上漲導致天然氣需求的快速增加，供需缺口的持續擴大迫使美國政府放棄對天然氣價格的管制。
1978年，美國首先對部分井口價格解除管制，并保持大部分州際管道的價格管制，以此來解決天然氣供應緊張的問題。隨后，美國天然氣市場化進程不斷深化。
由于價格管制逐步放開，20世紀80年代，美國天然氣產業開始大跨步發展。雖然價格在放開管制后有所上漲，但總體來看，天然氣價格呈現下跌趨勢。國際能源署數據顯示，1988年至1995年，美國天然氣井口價格下跌26%，城市供氣站價格下跌24%；同一時期，天然氣價格下跌30%左右。
政策調整總是在某些市場環境條件發生重大變化的時候才能獲得很好的契機。2012年以來，亞洲天然氣消費快速增加導致天然氣價格漲幅較大；與此同時，國際油價基本保持穩定，煤價則出現大幅下跌。市場環境的客觀變化為我們推動天然氣價改創造了良好的環境。應該說，推動價改的難度越來越低。
劉滿平：漲價只是價改的一種結果，絕非目的，價改也絕不意味著漲價。天然氣價格改革不是單純地僅對天然氣價格調整幅度、調整公式進行改革，它應該包括全產業鏈及財政稅收、保障等配套措施的改革。
事實上，國家每次進行氣價調整時，都會或多或少地提及配套措施改革，但對老百姓來說，最直接的感觸可能就是氣價的漲跌，這個是“有形的”；而配套的措施很難有直接體會，是“無形的”，所以才會出現“價改就意味著漲價”的社會認知。另外，在天然氣供不應求的形勢下，任何價格調整的結果恐怕都是上漲的。
對于天然氣價改的時機選擇，沒有一個絕對的最佳時機，因為任何改革都會付出成本，并帶來負面影響。所謂的最佳時機，只不過是如何將成本或負面影響降到最低。另外還要看到，價改所面臨的國際、國內大環境，對時機的選擇非常重要，會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一定的催逼作用。
從這個角度講，目前天然氣價改的環境相對較好。
受全球經濟復蘇緩慢及美國“頁巖氣革命”影響，國際能源供求形勢相對寬松，包括天然氣在內的能源價格上漲動力不足，國際環境客觀上是有利的。同時，國內全面深化改革措施的推行給天然氣價改帶來動力。國家今年推行目標價格調控模式，改變了以往對不同行業分類調控的模式，這些都可促進天然氣價改。
5月21日，我國和俄羅斯簽署了天然氣合作“世紀大單”，加上中緬、中亞管道天然氣及來自卡塔爾、澳大利亞、印尼和馬來西亞的液化天然氣（LNG），多元化的氣源供應使我們有了足夠的底氣和充分的動力來推動天然氣價改。此外，今年CPI相對平緩，進行天然氣價改對社會影響不是很大。
計量方式亟待調整
劉滿平：理論上，天然氣計量方式有能量計量（以熱值計算）和體積計量兩種。對于大規模交接計量，國際上通行的是以能量計量為主、體積計量為輔的計量方式。但是，我國大規模天然氣交接計量是以體積計量為主，目前只有中海油輸香港中華電力的天然氣，以及已經投產的廣東和福建LNG項目使用能量計量方式。
以體積計價的優點是計價方式比較簡便，結算比較方便，缺點是難以全面反映不同氣田天然氣的品質差異。不同渠道的天然氣熱值是不同的。例如，西一線熱值是8500大卡，西二線熱值是7900大卡，煤制氣熱值接近8000大卡。如果以體積計量，那么價格都一樣；如果以熱值計算，價格就會有差異，所以用能量計量體系更加科學準確。
以能量計量雖然更加科學準確，而且從能量計量測定技術研究、配套標準體系等技術層面都不成問題，但它的推行還需要解決幾個問題：一是將目前的機械燃氣表換成金額式智能燃氣表和互聯網表所花成本的分攤。以北京市城市燃氣為例，目前北京大約有500萬戶居民，如果按照300元/臺的改表成本計算，至少需要15億元資金用于改表，這部分資金將主要來自北京市燃氣集團。因此，燃氣公司意愿是決定金額式智能燃氣表推廣進度和力度的最主要的因素。
二是目前國內各氣田基本從屬于三大石油公司，如果采取以能量計量，可能導致各氣田利潤相差太大，大家都去開采高熱值的天然氣，低熱值天然氣不受重視，易采用粗放式開采，造成資源浪費。另外，居民負擔也會加大。
當然，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完善及與國外天然氣交易量的增加，計量方式與國際接軌已是勢在必行。
環保不能只靠“增氣”
鄧郁松：我們需要搞清楚的是，目前天然氣供需缺口持續擴大，主要原因在于價格管制導致氣價調整不及時，低氣價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人們對天然氣的不合理消費。
由此推斷，天然氣價格調整之后，整個國內市場對天然氣是否還有如此之大的需求，我認為可能是需要打一個小小的問號的。因為短期來看，在其他能源價格基本保持穩定的情況下，氣價一旦完全市場化，那么其既有的價格優勢將逐漸減弱甚至消失。當天然氣價格上漲至超出終端承受能力的水平后，消費者轉向石油或煤炭等其他成本更低的能源形式，天然氣需求便因此而減少，價格回落。
雖然國家正在大力推進能源結構調整，增加天然氣消費比重，但天然氣價改后的市場環境發生的客觀變化，將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政策實施的效果。因此，僅依靠“增氣”來治理環境是不現實的。
劉滿平：我國目前實行“向污染宣戰”的政策并不是由市場自發形成的，而是一種具有強大強制力的政府行為。目前沒有包含外部環境成本在內的油價、煤價肯定會比氣價具有競爭優勢。政府不出面強制實施的話，“控煤”“增氣”的能源結構調整目標將難以實現。
實施“向污染宣戰”的強制政策需要付出巨大的成本，但與居民健康和社會可持續發展相比，這種成本付出微不足道。要實現“控煤”“增氣”的能源結構調整目標，一是要靠政府強制規定；二是將煤炭、石油的外部環境納入價格體系內，減弱其競爭優勢；三是加強節能措施和促進分布式能源、可再生能源的發展，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能源消費的總成本。
當然，治理環境不能僅依靠天然氣，首先我國的能源總體環境是富煤、貧油、少氣，完全不顧現實、放棄煤炭這一主要能源是不可能的，否則社會需要承擔太多的成本。因此，加強煤炭清潔化利用、推進煤化工的發展有一定道理，但難以真正做到經濟效益和環境效益的雙贏，必須做出一定的妥協和付出，這就看當前誰是急需解決的問題，才能做出選擇。
2014年世界環境日的主辦國是小島嶼發展中國家——巴巴多斯，位于加勒比海島鏈的最東端。過去40年隨著氣溫的上升，巴巴多斯經歷了氣候變暖、海平面上升，以及海水侵蝕、洪水、鹽水入侵和氣候變化的影響。制糖業和旅游業是巴巴多斯重要的收入來源，分別占GDP的2%和15%，但都極易遭受氣候變化的影響。
于宏源：新能源革命與環境外交須協同
當前，世界正逐步走入第三次科技革命，這是學界已達成的共識。掌握新能源的最新技術就意味著掌握 了本國經濟的命運和國際交往中的主動權。各國紛紛 調整內政外交，通過能源創新和經濟手段，以新型外交鞏固能源資源和新能源的主導權。
中國新能源和環保產業不斷發展，已在國際能源格局中發揮顯著作用。世界輿論普遍談論的我國的“和平崛起”，其實就是希望我國能夠在現有國際能源權力結構的條件下，解決能源短缺的問題，實現經濟發展的目的。
從國際競爭來看，美國和歐洲在新能源市場發展中搶得先機，在世界低碳經濟發展中取得主導權。發展中國家要在國際社會上爭取應有的話語權，就必須在新能源發展中有所建樹。頁巖氣開發使美國擺脫了能源的對外依賴，促進美國采取積極主動的氣候外交政策。奧巴馬氣候政策的地緣意義在于，他以相對積極的氣候政策或表態來消解歐盟等國家的批評，并進一步逼迫中、俄、印等新興大國做出讓步，削弱新興大國產業發展的能源基礎，進而削弱他們的國際競爭優勢，達到維護其地緣格局優勢的戰略目的。
從東亞地區環境能源困局來看，根據2012年數據，中國、印度和韓國的能源結構中，煤炭仍占據最大比重，分別是68%、52%和32%。此外，油氣資源占較大比重，韓國和日本兩國的石油消費分別占總能源消費的49%和47%之多。東亞各國在能源安全、環境保護及氣候變化領域都面臨著重要挑戰。
2013年，中國的空氣污染引起了周邊國家的普遍擔憂，韓國和日本政府及媒體分別表達了對中國空氣霧霾污染對本國空氣質量影響的關切。自然資源、自然環境具有區域性公共物品的性質，這既是引起國家間沖突的因素，又是促進國家協商合作的動力。低碳減排與空氣治理具有協同效應，減少廢氣的排放，以及使用清潔能源都能減少對空氣的污染。兩者同根同源，都涉及能源結構的調整。產生溫室氣體的主要工業，如金屬生產業、礦產業等工業亦是向空氣排放大量粉塵微粒的產業。亞洲各國已經意識到合作治理空氣污染的緊迫性。
從外在貿易環境來看，我國清潔能源、電子通訊技術、裝備制造業等領域的技術進步很快，許多技術已趕上甚至超過發達國家，產品技術含量的提高打破了發達國家的技術壟斷，大大增加了產品的競爭力，“中國的技術崛起”已經成為歐美政治家和學者的熱門話題。
在全球新能源競爭日趨激烈的大背景之下，西方國家遏制我國技術發展的企圖越來越明顯，因此，我國必須通過環境外交來爭取我國的新能源發展優勢。
中國需要加速結構調整，并通過環境外交促進低碳革命。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中提出，大力發展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車等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同時明確，“十二五”期間，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達到11.4%。這無不傳遞出我國發展新能源產業的決心。
為此，在環境外交中，我國要意識到節能減排已成為國際社會政治博弈的重要內容。我國新能源技術迅速崛起，新能源產業已成為我國發展最為迅猛的產業之一，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對歐美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壓力，與此相關的貿易摩擦接連不斷。
正確的環境外交是我國保持新能源競爭優勢至關重要的一環。我國應當抓住機遇，利用當前能源革命的機會，在新能源發展中積極創新，做大做強新能源產業，為我國成為世界強國奠定基礎。
中國必須堅持“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為資金和技術的轉移條件達成合理并重視公平的妥協。只有在上述規則層面提出建設性主張，我國才能在參與減緩和適應氣候變化的國際合作中提出資金和技術的要價，并得到發達國家的響應。我國在國際氣候合作的談判中應當團結發展中國家、不發達國家和地區，在強調“共同但有區別責任原則”下爭取應有的發展權。
面對全球新能源領域激烈競爭, 面對國內節能減排的嚴峻態勢， 中國環境外交從全球戰略出發，以增強中國資源環境保障和新能源競爭力為目標，通過統籌政治、經濟、外交、環境等多種組合手段，逐步實現中國從能源大國到能源強國的轉變。
中國國內環境政策需要統籌集中國內各種資源、落實融資信貸、技術轉讓政策及重組集團化政策，在最短的時間內實現中國能源結構的跳躍式發展，爭取使我國在未來20年至30年后掌控全球新能源的戰略高地。
我國在新能源某些領域，例如在整體煤氣化聯合循環發電技術（IGCC）的前端煤氣化部分已具備國際領先的技術水平，我國總體經濟實力漸強，在節能減排的投入和相關新能源技術的開發和利用上也將逐步增加。
同時，我國資金相對較為充裕，今后應該進一步加強低碳產業和新能源產業投入，促進低碳和新能源的技術發展創新，擺脫發達國家對新能源技術和產業的控制，在國際減排合作的談判中爭取更多的話語權，在建立新的國際格局中占據有利地位。（作者為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公共政策所副所長，研究員）
氣候變化的潛在影響
健 康
氣候變暖對健康的影響之一是夏季更加炎熱，從而引起一系列的生理機能改變。在適應性變化中，主要發揮功能的有水鹽代謝、血液循環、泌尿系統、神經系統等參與體溫調節最密切的部分。
氣候變化對心血管系統、腦血管系統和呼吸系統的運行影響很大。炎熱的環境對老年人、兒童和體質較弱的人打擊更大，中暑、其他患病及死亡的情況都會增加。
農 業
氣溫升高令農作物生長速度加快，生長期縮短。溫度過高還會導致光合速率和農作物產量下降。
氣候變暖對農業需水量影響很大。氣候變暖的結果可使農作物生長季內的潛在蒸散量增加，導致土壤水分的有效性減弱，從而增加農業灌溉的需求量，加劇水資源供需矛盾。
氣候變暖后，全國種植區域將北移。目前的兩熟制將變成三熟制，品種布局也將發生變化。
極端天氣、極端氣候時間與災害性天氣會造成各地糧食產量波動較大，食物問題將更加突出。
水資源
氣候變化加速或減緩水氣循環，改變降水的強度和歷時，變更徑流的大小，擴大洪災、旱災的強度與頻率，誘發其他自然災害等。
氣候變化對水資源有關項目規劃的影響包括降水和徑流的變化及由此產生的海平面上升、土地利用、人口遷移、水資源供求和水力發電變化等。
氣候變暖還會加速水分蒸發，改變土壤水分的含量及滲透率，并因此影響農業、森林、草地等生態系統的穩定性及其產量等。
植 被
對于大多數植物，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增加有利于生長，提高水分利用效率，但全球變暖會使許多地區變得干旱，對植物生長不利。就全球而言，二氧化碳增加的凈影響是有利還是有弊，尚未確定。
對森林群落影響最大的氣候因素是水分指標。無論是群落類型還是林分結構的變化，降水量減少都會造成群落中原樹種生物量降低。
海岸帶
全球氣候變暖會促使大洋海水熱膨脹、陸地冰川消融，導致全球海平面上升。
海平面上升嚴重影響海岸帶生態系統和生物資源。首先受威脅的是由小島和珊瑚礁組成的小島嶼國家,其次是沿海國家地勢低洼的地區。
同時，海平面上升將加劇熱帶氣旋及其伴隨的風暴潮、洪水帶來的損失。海平面上升還將引起海水侵入河口地區和海岸帶地區的地下淡水，進而影響耕地的生產力。
生物多樣性
工業革命以來的全球氣候變化對當前的生物多樣性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導致了物種物候及空間分布格局的改變。同時，由于氣候變化改變了物種生存所處的環境條件和資源分配，導致種內間關系的再調節，影響了物種多度分布格局。
氣候變化加劇了生物種類的滅絕速率。在生態系統水平上，氣候變化主要影響系統的組成結構和功能，并進一步引起生態系統地理分布格局的變化。
